岳飞一开始还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阵而后战，兵法之常。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”
结果，岳飞打了不少败仗，甚至还有些比败仗更让人难受的胜仗——损失太大，得不偿失。岳飞这才明白，执泥旧法固然不可，但以阵法教将练卒，再施之于战场，也大有制胜克敌之功。
这番心路历程也都记在《武穆遗书》之中，被常遇春用来教育军官和士兵。
岳飞虽然是一位以抗金闻名的民族英雄，但是蒙古鞑子对岳飞还是很不错的——毕竟金国那也是蒙古的敌人。为了安抚江南汉人，不仅没有废止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封号，而且“降命敕封并如宋，止加保义二字”。就连“坟渐倾圮”的岳飞墓也拨款修葺一番。官方对岳飞的评价，甚至远高于宋廷，评价岳飞“西汉而下，若韩（信）、彭（越）、绛（周勃）、灌（婴）之将，代不乏人，求其文武全器，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，一代岂多见哉”。岳飞的事迹在元朝民间流传甚广，《说岳》故事的肇起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。所以，常遇春以岳飞的事迹教育军队，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。
岳飞对于汉族军队的意义在于，岳飞是一位抵御外族的名将，比韩信这些以“内战”成名的将领，岳飞作为军人更加纯粹。而且，抗金名将岳飞对于反元大业有着极强的寓意。考虑到这些，张无忌在明军之中掀起了一股崇拜岳飞的浪潮。
张无忌要求李善长给岳飞写一个传记。
李善长说道：“自岳飞风波亭遇害至今，已三百多年。而且，岳飞死后，有关岳飞的是是非非，宋朝君臣讳莫如深，不但当时官方文献少有记录，就是与岳飞熟识者也绝口不谈论只言片语。直到岳飞死后二十年，也就是南宋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，宋高宗退位，宋孝宗做了皇帝，才想到给岳飞正名，但是当时的亲历者们早已凋零，岳飞的事迹已经不可考。宋孝宗命岳飞第三子岳霖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，然而事不凑巧，岳霖刚进行一半就告病亡，于是此项任务又被交给了岳飞的孙子岳珂。岳珂出生时，岳飞已经死了四十多年了，可以说两者相差百年。岳珂所编制的《鄂国金佗粹编》里面，都是些道听途说的东西，非常不可靠。除岳珂的《鄂国金佗粹编》、李心传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和徐梦莘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对岳飞有些记载外，其他关于岳飞的文献非常少。就算是这三本书，我手头上也没有。所以说，教主的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难了。”
张无忌说道：“鹿杖客和鹤笔翁两人熟读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应该能给你一些帮助。”
李善长说道：“想不到他两人还有这个爱好。”
张无忌说道：“他们也就是当小说读。”
说起“小说”，张无忌想到了，何必要什么历史事实，咱们就弄一本小说得了。
张无忌“前世”生于娱乐匮乏的八十年代，那时候还是诗人当道，最牛逼的文坛人物就是斧头帮帮主顾城，想看小说，就只能从传统艺术里汲取养分。对于《说岳》，张无忌不敢说是滚瓜烂熟，也是如同掌上观纹，要不《三打定远县》怎么和《三打祝家庄》这么像？
而且，岳飞的这个情况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太好了，基本没有什么特别过硬的历史资料，那就怎么编都没事了。说书一门里有这样一句话“穷西汉富东汉”，原因就在于，西汉的故事就那么几个，已经有正史定型了，创作的空间不大；而东汉就不一样，故事多，正史里面也有很多搞不清的地方，所以想象的空间大，创作的空间大。连巨无霸这种东西都会出现在《后汉书》里面，那还不由着说书的乱盖一气。也有说“穷三国、富东汉，水浒混碗阳春面，要吃大碗面，得说三侠剑”的说法，都是一个道理。
于是，张无忌便将自己的想法跟李善长说了一下。
李善长听了之后，脸色大变，什么也不说，就是连连摇头，好像吃了摇头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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